十月的江南，橙黄橘绿染透了乡野，晚稻沉甸甸地弯着腰，风里裹着稻花香掠过路面时，
连樟树上的朱劲斑鸠都挺着肥硕的身子咕咕叫，像是在说这一年的日子多好多好。
我牵着身边的拉布拉多导盲犬，一步步走在斑驳的乡间小路上。二十五岁的我，
背上还背着一把二胡和一根洞箫——十五年了，从十岁那年失去光明开始，
这样的导盲犬，已经陪了我三任。风擦过耳朵的轻响、鼻尖萦绕的稻花香气，
总让我恍惚想起十五年前，那个还能看见蓝天白云、看见父亲笑脸的午后。
陌生的叔叔那时我还有一双清亮的眼睛，能数清田埂上开了几朵野菊，
能看清父亲老程黝黑脸上的皱纹。那天父亲从村口回来时，背上还驮着个受伤的男人，
血把那人的衣服浸得发黑。父亲把他抬到我家土坯房的凉床上，我盯着那片刺目的红，
吓得赶紧躲到父亲身后。“丫头别怕，叔叔就是摔着了。”父亲揉了揉我的头，
“去村东头的卫生所，把吴大夫请来。”我拔腿就跑，吴大夫一听有伤员，
拎着医药箱就骑上自行车带我往回赶，车轮碾过石子路的“咯吱”声，
现在想起来还清晰得很。“伤口处理好了，暂时没性命危险，但内伤说不准。
”吴大夫给那人包扎完，拉着父亲到门口压低声音说，“老程，还是报警吧，
这人看着不像普通人，万一惹上麻烦，连累你和玲玲可咋整？”父亲摆了摆手，
声音透着憨直：“谁还没个难处？当年我在外做木工，也受过别人帮衬。等他能开口说话，
让他自己回去就成。”说着就请吴大夫把医药费记在账上。吴大夫走出房门时，
我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，脚步里满是担忧。第二天一早，
我背上那个沾着油污的书包准备上学，凉床那边忽然传来一声“哎呦”。我赶紧跑到门口，
对着正磨镰刀的父亲喊：“爸，叔叔醒了！”父亲扔下镰刀就冲进屋，那人撑着身子坐起来，
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：“是您救了我？”我这才看清他的模样——剑眉，长脸，
嘴唇厚厚的，后来我摸盲文版的相术书才知道，这样的面相，是重情重义、一诺千金的人。
“举手之劳，别放在心上。”父亲笑着说，“我叫老程，这是我闺女玲玲。你先养伤，
等好得差不多了再走。”“我叫吴殷明，多谢大哥救命之恩。”吴殷明欠了欠身，
眼睛里满是感激。父亲催着我上学，我背着书包一路小跑，
刚进教室就听见校长方南用铁棍敲那块铁疙瘩钟，“铛铛”的声响，
清脆地宣告着上课时间到了。那一上午我总坐立不安，心里像揣了只乱撞的兔子，
总觉得要出什么事。直到下午放学的钟声响起，我撒腿就往家跑——三里路，
要翻四个山头、五个山坳，这就是我们这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的寻常路。可刚到家门口，
我就傻了：土坯房外围满了警察和穿联防队员制服的人，我那老实巴交的父亲，
正躺在一块门板上，身上盖着块白布，胸口那碗口大的伤口，血早就凝固成了暗褐色。
我疯了似的冲过人群，拍着父亲的胳膊喊“爸”，可他再也不会像往常那样，
笑着应我一声“丫头回来啦”。而吴殷明，此刻被手铐铐着，跪在父亲遗体旁，
头埋得低低的，一声不吭。“把孩子拉走，别让她看这伤口，会留下心理阴影的。
”妇女主任任阿姨对***说。我死死抓住门板不肯放——我从小就没见过母亲，
是父亲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，我怎么能就这样失去他？我恨透了吴殷明，
认定父亲的死和他有关。我冲过去，用尽全力扇了他一个耳光，他没还手，
只是肩膀不住地抖，眼泪滴在地上，砸出小小的湿痕。围观的村民里有人喊“打得好”，
我却糊涂了：你们觉得该打，怎么不自己动手？人群里，我看见吴大夫，
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跑过去跪下，双手拽着他的衣角：“吴叔，您救救我爸！
您是咱们村的活神仙，没有您救不了的人，对不对？”“丫头，你爸他……走了，
救不活了。”吴大夫的声音哽咽着，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在轻轻发抖。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
身子一软就倒在地上，后脑勺正巧磕在父亲常用的磨刀石上。再次醒来时，
鼻子里满是消毒水和酒精的味道，可眼前，却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漆黑。“吴叔，
天还没亮吗？怎么我什么都看不见？”我听见门外的鸡叫和水牛的哞声，
知道这时候该是白天了，可黑暗像潮水似的把我裹住，连一丝光都没有。
吴大夫在我眼前晃了晃手，我能感觉到风的轻拂，能闻见他手上的药味，
可就是看不见半分光亮。“可怜的老程，可怜的娃啊……”吴大夫的叹息声，
在安静的卫生所里，沉得像块压在心上的石头。旁边几个妇人的议论声飘过来，断断续续的。
“听说那被抓的小伙子不是好人，昨晚跟上窑村的人偷狗呢！”“真的假的？
”“我本家七大爷的外甥女说的，她男人就是上窑村的——那伙人里有人会‘狗语’，
跟狗说两句话，狗就乖乖进麻袋了！”“那怎么被发现了？”另一个妇人追问。
“还不是余驼子！”说话的人压低了声音，“他在余老八家吃大锅饭，喝多了提前回家，
躲在晒谷场的草垛后拉屎，看见手电筒光还以为是偷稻谷的，裤子都没提就喊‘有贼’，
村里的汉子全冲出来了，没几下就把那伙人打趴下了！”“那这小伙子怎么跑咱们村来了？
”“听说他是高中生，马上要上大学，他本家兄弟怕耽误他前程，趁乱让他跑了。
可谁能想到，我爸救了他，反倒把命搭进去了……”她们的话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，
原来父亲救的，竟是个偷狗的贼，而我的眼睛，也永远停在了那一天。
我随手摸起身边的东西就往她们那边丢，“哐当”一声，是玻璃碎了的声音，
接着就听见那妇人的咒骂。“你们这群长舌妇！要嚼舌根去粪坑里嚼！没看见玲玲在这儿吗？
”吴大夫把她们赶走，扶着我的肩膀轻声说，“丫头，别听她们胡说，
你爸救的是个受伤的人，这就够了。”“不够！就是不够！”我哭着喊，“谁来救我爸啊？
”这句话，让吴大夫再也说不出话来。你是我的眼乡里给的抚恤金，
安葬完父亲就没剩多少了。后来我读初中时，杨姨跟我说，那些钱本可以多些，
却被个别干部截留了九成——要是没有他们的贪心，我的人生，或许会不一样吧。
吴大夫带着我跑遍了县城和省里的医院，可医生们都摇头，说以当时的医疗水平，
我的眼睛治不好了。“吴叔，咱们回去吧。”我反倒平静下来，“没有眼睛，
我也能活得好，您帮我找条导盲犬吧。”吴叔没拒绝。他跟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，
却待我比亲闺女还亲——安葬完父亲，他把我家欠他的医药费账本全烧了，别人说他傻，
他却笑着说：“老程是我最敬重的人。”我的第一条导盲犬是拉布拉多，叫阿布。
它刚到我身边时才两岁，我牵着它的绳，摸了摸它的头，它用脑袋蹭了蹭我的脸，毛茸茸的，
暖暖的。“孩子，这狗有灵性，以后它就是你的眼了。”吴叔的声音里满是欣慰。不远处，
吴婶正抱着小妹哄：“妹妹，这是导盲犬，不是宠物狗，姐姐看不见，知道吗？
你有家门口的大黄就够了，你看大黄过来跟你玩了。”我知道，吴婶是怕小妹不懂事，
要抢我的阿布。阿布陪了我五年，从四年级到九年级。这五年里，
我一直住在父亲留下的土坯房里——这里有他的味道，我总觉得，人死后有灵魂，
说不定哪天真能感觉到他在我身边。偶尔做梦，我会梦见父亲背着我走在田埂上，听着鸟叫，
闻着花香，醒来时，枕巾早被眼泪打湿了。失明后我开始学盲文，学校去不了，
就靠吴叔借我的收音机自学。“丫头，这样不行，盲文得靠手感摸，
总得有个看得见的人带你。”吴叔看着我指尖磨出的茧子，心疼地叹气。
转机出现在一个夏天的早晨。我坐在门口晒太阳，忽然闻到一阵清浅的香水味，
那味道跟村里人的汗味、泥土味都不一样，透着文雅。“你找谁？”我问，
身边的阿布也“呜呜”地叫起来，带着几分警惕。“我是卫生所新来的医生，叫杨欣雨。
你是玲玲吧？”那声音温柔得像江南的春雨，跟吴婶待我时的语气一模一样。
“我是程玲玲，杨医生好。”我抓紧了阿布的牵引绳，心里有几分拘谨。“玲玲，
是吴大夫让我来的，我以前学过盲文，以后我教你。”杨姨的话，像一束光，
轻轻照进了我漆黑的世界。在杨姨的耐心教导下，我很快就掌握了盲文，
开始系统学义务教育的教材。吴叔和村干部都劝我去特殊学校或福利院，说那里条件好，
可我不去——我要在这里等我妈，我要亲口问她，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我和父亲？
是为了虚荣，为了男人，还是为了钱？她怎么能丢下自己的亲生女儿？父亲生前跟我说过，
我妈会回来的，所以我一定要等。就这么固执地守在那间土坯房里，和阿布一起过了三年。
夏天外面下大雨，屋里就下小雨，我把锅碗瓢盆都搬到漏雨的地方接水，叮叮当当的声响，
倒成了屋里的热闹；冬天寒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我裹着破棉袄缩在薄床上，
阿布会蜷在我脚边，用身子给我暖脚。阿布跟着我受苦，却从来没离开过我半步。
直到五年级升六年级的暑假，杨姨帮我申请了危房改造的名额，那间土坯房，
终于退出了我的生活。六年级开学时，我和阿布搬进了砖砌的水泥房，虽然只有一层，
却是我第一个像样的家。乔迁那天，杨姨买了好多东西，我看不见，
只能用手摸——新的碗筷带着瓷的光滑，软乎乎的被褥裹着阳光的味道，
还有印着小花的桌布，摸起来沙沙的。鞭炮“噼里啪啦”响起来的时候，
我忽然想起了父亲，想起了那个再也回不来的人，忍不住在客厅里嚎啕大哭。
吴叔和吴婶抱着我安慰了好久，直到客人们都走了，天快黑了，我还坐在空荡荡的屋里，
听着阿布来回踱步的声音，还有窗外渐渐弱下去的蝉鸣。“玲玲，实在不好意思，
白天卫生所人多，现在才过来。”杨姨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阿布跑过去，
爪子在地上“噼啪”响，那是它跟人打招呼的样子。“杨姨，
只有您和吴叔、吴婶对我好。”我***鼻子，声音还带着哭腔。“傻丫头，
大家都对你好呢，不然你的新家怎么能建起来？”杨姨坐在我身边，
忽然轻轻摸了摸我的裤子，我才感觉到不对劲——好像尿裤子了？
我赶紧站起来想找换洗的裤子，却被杨姨拦住了。“丫头，长大了，
以后就是发育的女孩子了，要学会保护自己。你等着，阿姨给你拿卫生巾。
”杨姨的声音很温柔，没有半分嫌弃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候我因为营养不良，
发育得比同龄人晚，要是没有杨姨，我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种事。
杨姨教我怎么用卫生巾，还让我记住那天的日子：“女人每个月都会这样，正因为有这个，
我们才能成为伟大的母亲。”我抱着杨姨，这个我“素未谋面”的人，
早就成了我心里的亲人。从那以后，我和杨姨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我知道她是市卫校毕业的，主动申请来我们这穷乡僻壤。村里***都只懂方言，
她起初交流很费劲，后来竟慢慢学会了我们的土话，跟老人聊天时，
还会学几句俏皮话逗他们开心；老人们看病总爱唠叨，既要好得快，又要少花钱，
她也从不耐烦，耐心地解释用药方法，甚至会自己垫钱给困难的老人买药。
有时我跟她去镇上赶集，路上但凡有骑车的村民，都会停下来喊：“杨医生，玲玲，上车，
我捎你们一程！”——那时候的民风多淳朴啊，不像现在，带个人都怕被讹。
因为在家自学，我的时间很自由。早上洗漱完就摸盲文课本，中午吃完午饭，
阿布就会带我去卫生所看吴叔和杨姨，一点半再准时回家继续学。来回的路上，
我虽然看不见，却能听见蝴蝶扇翅膀的“扑棱”声，
能分清斑鸠的“咕咕”、喜鹊的“喳喳”、麻雀的“啾啾”，还有小溪潺潺的流水声，
这些声音凑在一起，比任何音乐都好听。七年级冬天的一个傍晚，
我像往常一样牵着阿布走进卫生所，却听见一阵嘈杂的声音，
还有救护车“呜呜”的鸣笛声——这声音我熟，村里老人常因舍不得花钱治小病，
拖成大病，我们这离县城八十多公里，心梗脑梗发作时，往往救护车到了，人也没了。
我走进卫生所，没听见吴叔的声音，反倒被吴婶拉到救护车旁。“孩子，过来，
你吴叔有话跟你说。”吴婶的声音抖得厉害，连带着我的手也跟着颤。
我的手搭在吴叔的手上，那双手粗糙得全是老茧，以前总给我摸脉、递药，
还会轻轻揉我的头。他的呼吸断断续续：“孩子，吴叔要走了……当年没救活你爸，
别怪我……以后一个人，好好照顾自己，要……要好好学习……小杨，
玲玲就拜托你了……”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吴叔是要离开我了。
“吴叔，您别说了，赶紧去县城看病啊！咱们去大医院，肯定能治好的！
”我抓着他的手哭，指甲都快嵌进他的肉里。“医者难自医……我的时间不多了。
”吴叔用尽力气说，“还有一件事，以后不管怎样，
都要好好待你杨姨；要是能见到你妈妈，也别恨她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，懂吗？
”话音刚落，我就听见杨姨和吴婶压抑的哭声。
那个对我和父亲都好、总免掉别人医药费的吴叔，那个村里人口中的“活神仙”，
就这么走了。我看不见大家的眼泪，可我的眼泪，早就把衣襟打湿了一大片。
吴叔的丧事办了七天，祠堂外墙摆满了花圈，来祭奠的人络绎不绝，
连邻村的老人都拄着拐杖来送他。出殡那天，送葬的队伍有几百人，蜿蜒在山路上，
像一条长长的黑带子。吴婶说，乡里乡亲都记着吴叔的好，他一辈子救了那么多人，
自己却总穿那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。那年春节特别冷，雪下得不大，却冻得人骨头疼。
杨姨下班后就来陪我，我们一起去吴婶家贴春联、吃年夜饭，外面鞭炮声声，
可我总觉得那热闹是别人的，我心里空落落的。“小杨啊，
过了年我就带亮亮去武汉他大哥那儿了，以后村卫生所就交给你一个人了，
上面会不会派助手不好说，就算来了，也未必能像你这样待得住。”守岁时，
吴婶跟杨姨说，声音里满是不舍。我坐在旁边，摸着阿布的头，忽然就站起来往外走。
“玲玲，玲玲！”吴婶和亮在后面喊我，可我没回头——我知道他们是好意，
可我就是受不了这种“分别”的滋味，好像身边的人总会慢慢走光，
只留我一个人在原地。我关上门，把自己裹在被子里，黑暗里只有阿布的呼吸声陪着我。
没过多久，门锁“咔嗒”响了一声，阿布轻轻蹭了蹭我的手，我就知道是杨姨来了。
“还在闹别扭呢？”她坐在床边，手轻轻落在我肩上，“吴婶和亮亮也舍不得你，
可亮亮要去武汉读书，吴婶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？以后他们会回来的，你要是想他们，
咱们也能打电话呀。”我没说话，只是往她身边挪了挪。杨姨笑了，
把我往怀里揽了揽：“以后我常来陪你，要是你不嫌弃，我就搬过来住，咱们娘俩做个伴。